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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救国的新取向

作者：无天　

2008-07-01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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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甲午战后，从 1895 年至 1898 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变法思潮，并形成变法运动，又称维新运动。这个运动是由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在甲午战前，它的发展很缓慢。据统计，在战前 20 多年间，商办的近代工厂企业（不包括采矿业）共
　　53 家，资本总额约为 470 万元。战后，由于《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华设厂投资，而其他列强也援引最惠国条款，纷纷效尤，清政府也就不得不改变以往限制民间商办企业的方针，而采取鼓励政策。于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从 1895 至 1898 年的 4 年间，新增加的商办企业，其资本在万元以上的约有 62 家，资本总额约为 1247 万元。
　　战后，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是由于它受到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仍然步履艰难。
　　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就开始在中国设立工厂，到 1894 年，大约有 80 多家，其中多属船舶修造厂和原料加工厂。甲午战后，从 1895 至 1900 年，外国资本在华设厂总数激增到 933 家，其中有些是资本雄厚的轻工业工厂，集中在纺织、烟草和粮食加工业。这些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成本低廉，产品极有竞争力，沉重打击了中国民族工业。战后外国对华商品输出大幅度增长，1895 至 1900 年，每年平均进口总值达 2 亿多万海关两。外国商品只需缴纳很低的进口税和子口税，不需像土货那样“逢卡纳税，过卡抽厘”，销售价格低于土货，从而严重排挤了土货。
　　甲午战后，清政府虽然对民族工业采取了一些鼓励政策，但并没有真正保证民族工业的发展，相反，却把它作为敲诈勒索的对象。有人说：华商办一企业，“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其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路矿则谓碍风水，碍坟墓，又添出绅士之需索矣。内河行轮，则谓碍民船，碍厘金，又添出厘员之需索矣。种种留难，凡待华人莫不如是”①。如此繁多的留难和勒索，令民族资本裹足不前。
　　尽管如此，战后民族资本主义毕竟获得了初步发展。随着它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也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它不满意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要求参与政权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渴望通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以解救严重的民族危机。但是，主要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转化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各式各样的联系，因此它便选择了改良主义这一温和的政治变革的范式。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它的政治代表。
　　二康有为的早期变法活动
　　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出生于广东南
　　①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1126 页。
　　海县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他从小受到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19 岁时在广州师从著名理学家朱次琦，受到经世思想的影响。他也钻研过佛学和陆九渊、王阳明一派的“心学”。从 1879 年起，先后到上海、香港游览和考察，目睹了西方文明——所谓“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①，从而产生学习西方的愿望。于是，他大量购买西学书籍，悉心研读。他尤其注意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搜集了不少日本书籍，了解日新月异的日本政治。
　　康有为
　　康有为在 1886 年前后写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康子内外篇》阐述了他的哲学观点，《民功篇》表达了他的变法主张。在《民功篇》中，他着重探讨了华夏文明的起源和演变，强调“民功”即物质生产和技术的重要性，并主张仿效黄帝、尧、舜，实行变法。他具体指出：黄帝、尧、舜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隆盛时期，以后则越来越衰败，其原因是：尧舜传贤不传子，后世传子不传贤；尧舜重视“民功”即重视物质生产和技术，后世不重视“民功”；尧舜能变政以利民，后世不敢变祖宗之法。②这里，康有为委婉地表达了他所代表的开明士子要求参政的愿望以及对于发展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的关心，他的变法思想初步形成。
　　这种初步形成的变法思想在他首次向皇帝上书中有了更明确的表达。
　　1888 年，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乘时向光绪皇帝上书，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并陈述了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①这道上书，受到顽固派的阻挠，未能递上，但在社会上有所流传，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时康有为在给他弟弟康广仁的一封信中，通报朝廷消息说：“中朝有意明年亲政。”②这是说光绪皇帝将于 1889 年（光绪十五年）亲政。这个消息使京中某些政治力量活跃起来。康有为就曾代御史屠仁守起草两道奏折《请醇亲王归政折》和《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前者请解去醇亲王奕譞的“海军及一切差使”，以免他在光绪亲政时干政，后者建议光绪皇帝“求直谅极谏之人，推深通治术之士，开怀收纳”③。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等也很活跃。康有为在信中说他和翁同龢、尚书潘祖荫、御史屠仁守等的关系极好，他如果有危难，他们“必相救”。④他的上书活动得到了翁、潘、屠以及编修黄绍箕、刑部主事沈曾植、左都御史祁世长等的支持。
　　这些事实表明，在光绪亲政前夕，帝党分子正在集结，希望在光绪亲政时能够有所更张，而有维新思想的士子康有为等也在向帝党靠拢。康有为的上书便是双方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为甲午战后双方共同掀起变法运动打下了初步基础。
　　康有为首次上书的失败，使他深受刺激，他决心创立一种“不复能拘常守旧”的新理论，①以推动变法。1889 年，他在广州会见了著名今文经学家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15 页。
　　② 《民功篇》，《康有为全集》，第 1 册，第 66—68 页。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第 1 册，第 358 页。
　　② 《与幼博书》，《康有为全集》，第 2 册，第 5 页。
　　③ 《康有为全集》，第 1 册，第 372、369 页。
　　④ 《与幼博书》，《康有为全集》，第 2 册，第 5 页。
　　① 《与沈刑部子培书》，《康有为全集》，第 1 册，第 383 页。
　　廖平，受其影响，从尊尚古文经学转向尊尚今文经学。此后，他把今文经说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结合起来，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
　　从 1890 起，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②。这就是要宣传他的变法理论，为变法培养人才。
　　在讲学的同时，他还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的协助下，编写了两部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于 1891 年刊行，它的主要内容是说：儒家的经典“六经” 是孔子编著的，是今文经。东汉以后流传的所谓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汉朝政权。东汉以后出现的种种封建恶政都是因为尊尚古文经造成的。
　　《孔子改制考》于 1897 年刊行，它的主要内容是说：孔子假托尧、舜、文、武而寄托他自己的社会理想，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他是一个“改制圣王”。
　　《伪经考》和《改制考》是姊妹篇，前者破旧，后者立新。前者否定了王莽新朝以来的儒家经典的真实可靠性，从而动摇了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后者树立了一个“托古改制”的孔子形象，为变法拉起一面作掩护的大旗。
　　在《伪经考》、《改制考》等著作中，康有为初步利用资产阶级社会进化史观改造中国儒学，主要是改造儒家的“三世说”，从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三世说”，原出自古代儒家今文经学派的经典《春秋公羊传》，其内容很简单，就是主观地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依次发展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康有为认为三世说“为孔子非常大义”，需要重新详加阐发。他说：“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①又说：“《春秋》始于据乱，立君主；中至升平，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为民主。”② 这里，康有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作了如下表述：人类最初生活在据乱世，那时尚无文明，与之相适应的政体是君主专制；以后进入升平世，文明有了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体是君主立宪；最后进入太平世，文明高度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体是民主共和制。③康有为还特别强调“三世”是由乱而治、愈演愈进的发展过程，既不能停滞不前，又不能超越。他指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特施行有序，始于粗粝而后至精华”。④
　　很显然，康有为的“三世说”已完全不同于《公羊传》的“三世说”，他赋于古老、简单、抽象的“三世说”以崭新、丰富、具体的内容，借以说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24 页。
　　①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第 1 卷。
　　②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第 11 卷。按：这部书在 1917 年刊成，康有为在《跋》中说：这部书初成于万木草堂和桂林讲学时期（1890—1894），1899 年在日本被焚，今本乃 1900 年“补成”。如此说，今本并不只反映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时期的思想。
　　③ 康有为对“三世说”有多种解释，如有时把“太平世”解释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有时又解释为空想社会主义。
　　④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 12 卷。
　　明从地主阶级专政的君主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得以参政的君主立宪制度、再到资产阶级取得全面统治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发展方向。这样，康有为就为中国的维新运动建立起一套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史观，只是披着儒学的外衣。这个理论的实质就是要逐步变封建主义中国为资本主义中国，它反映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三维新运动的开展
　　1895 年 4 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日本逼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群情激愤，帝党官员文廷式等和参加会试的举人们纷纷上书，要求拒签和约。康有为也联络举人们在达智桥松筠庵集会，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并详细论述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又建议每 10 万户推举一名“议郎”，供皇帝咨询，并负责讨论内外兴革大政，“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这项建议明显是仿行西方的议会制度。
　　《万言书》征集到 1300 多（一说 600 多）举人签名，准备递交都察院代奏。力主议和签约的军机大臣孙毓汶闻知后，立刻派人到举人居住的各会馆进行威胁、阻挠，一些举人害怕了，退出上书，结果《万言书》未能递交都察院，但已在社会上广为传抄。
　　康有为发动举人上书事件，史称“公车上书”，它是从 19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爱国行动，虽然参加者均是举人，社会阶层狭窄，但联系广泛，对社会的震动和影响很大。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为工部主事，但他不去就职，仍然致力于变法活动。5 月和 6 月，他接连上了《第三书》和《第四书》，明确主张学习西方“设议院以通下情”。《第三书》递到光绪皇帝手中，深得光绪嘉许。
　　康有为的上书活动引起了帝党的注意，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曾亲自去会见他，并多次和他通信，商讨变法事宜。帝党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力量，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权力，富国强兵，以挽救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维新派则希望依靠帝党来实现其政治目的，于是两派联合起来，共同推进变法。
　　从 1895 年夏至 1898 年春，维新派积极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
　　1895 年 7 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由梁启超和麦孟华等编辑和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8 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奔走推动下，由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这是一个政治性社会团体。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讲演“中国自强之学”。参加学会的，除维新派、帝党以外，还有一些开明人士，以及洋务派、传教士等。张之洞、袁世凯、徐世昌等都列名参加，并出资赞助。李鸿章也想参加，但因名声狼藉，被拒绝。
　　11 月，康有为南下，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赴上海创办上海强学分会，出版《强学报》。
　　维新派和帝党的变法活动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反对。御史杨崇伊奏劾强学会结党营私、贩卖西学书籍、刊印《中外纪闻》、勒索外省大员。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遂遭封禁。《强学报》也因采用“孔子纪年”而遭到张之洞的反对，被迫停刊，上海强学分会无形解散。
　　维新运动虽然一时遭到挫折，但风气已开，难以遏止。1896 年 8 月，维新人士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笔。梁启超发表了《变法通议》等多篇论文，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变法维新，鼓吹“兴民权”，主张君主立宪，文章观点新颖，议论风发，产生了很大影响。《时务报》在几个月中销量达上万份，风行一时。
　　10 月，严复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变法，成为维新派在北方的舆论中心。严复（1852—1921），字几道，号幼陵，出生在福建侯官（今福州）的一个中医家庭。早年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77 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两年后归国，1880 年起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等职，达 20 年之久。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科学著作非常感兴趣，并有深刻研究。甲午战败，他深受刺激，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等文章，用天赋人权说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传维新变法。1897 年 12 月，他翻译的《天演论》在《国闻报》上连载，次年出版单行本。这部书是根据英国学者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中的前两篇翻译的，它宣传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流行于西方的一种社会政治学说，它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也遵循着“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规律。很显然，它是为殖民主义者扩张服务的反动理论。但是，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历史条件下，它却起到了积极作用。它的“优胜劣败”的理论警醒了沉睡着的中国人，极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它的进化学说为中国人民的改革活动和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它很快风靡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 1897 年春到 1898 年夏，维新人士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梁启超等汇聚湖南长沙，开展维新运动。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出生于湖南浏阳官宦人家。少年时接受传统教育，青年时遍游各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甲午战败，他深受刺激，思想为之一变，从此批判旧学，提倡西学。 1896 年夏，他游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求友访学，结识了梁启超、严复、文廷式、翁同龢等维新人士和帝党分子，又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同年，他父亲为他捐得五品衔候补知府。他在南京候缺，至 1897 年夏，写成 5 万余言的《仁学》。这部书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构成一种独特的哲学体系，它以民主主义观点批判封建专制思想，痛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号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网罗，获得思想解放。在候缺期间，他往来上海、两湖，为推动变法奔走呼号，后来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到长沙主持新政。
　　当时湖南的维新运动是各省中最活跃的。巡抚陈宝箴、署按察维新派创办的部分报刊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地方官员都赞成变法，并邀请谭嗣同、梁启超等到长沙兴办新政。维新派和开明官绅先后创办了《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湘报》，宣传爱国救亡，提倡西学，批判旧学，鼓吹民权；组织南学会，联络官绅士商，培养民主意识；开办时务学堂，向学生灌输民主思想，培养变法中坚；又设立课吏堂、新政局、保卫局等新政机构。据不完全统计，1895 至 1897 年，维新派和开明人士在全国共创办学会23 个、学堂 17 所、报馆 9 家、书局 2 家，总计 51 个，到 1898 年增加到 300 多个。表明维新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相当规模。
　　维新派的变法活动，特别是舆论宣传活动，引起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恐慌和憎恨，他们竭力攻击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张之洞还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劝学篇》，企图把变法运动纳入到洋务派的轨道上来。于是双方展开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要不要兴新学”三个问题展开，而核心是“要不要兴民权”。
　　顽固派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老信条，反对一切新事物、新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所以贫弱，不是因为制度不好，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他们说：“当今之世，非无治法之患，实无人心之患”，①补救的办法，“总以正人心，培国脉为本”②。死抱着封建纲常名教不放。
　　洋务派主张变法，但他们的变法只在一些枝节方面，而不在根本方面。他们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③这就是说，一些具体的制度是可以因时变通的，但是由三纲五常所维系的封建伦理和政治制度是永远不可改变的。
　　维新派主张进行根本性变革。他们根据进化论和中国古代的变易思想指出：“变者天下之公理”④，而且这种变化不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所谓“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⑤既然进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那么面临着“四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也不能不变法改制。他们尖锐地质问那些支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观点的顽固派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⑥维新派也批判了洋务派的枝节变法。他们指出：洋务派也搞了一些新政，像总署、使馆、同文馆、招商局、制造局、税务局、船政厂、电线、铁路等，但“根本未变”，“未易骨髓”，因此大清朝这座岌岌将倾的大厦仍经不住狂风暴雨的袭击。鉴于洋务运动“补漏之无成功”，他们主张“别立堂基，涤除旧弊”，进行全面变法。①维新派所说的全面变法，包括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其核心是兴民权、设议院。而顽固派和洋务派对此深恶痛绝，他们认为： “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大乱四起”②；“中国幸不设议院耳，设议院而废君，大逆不道之事多矣”③。他们的结论是：“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④顽固派和洋务派对待变法的态度不尽一致，但在捍卫专制制度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① 褚成博：《变法宜先变心折》，《坚正堂折稿》，第 2 卷，第 18 页。
　　② 李秉衡：《奏陈管见折》，《李忠节公奏议》，第 10 卷，第 8 页。
　　③ 张之洞：《劝学篇·变法第七》。
　　④ 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戊戌变法》，第 3 册，第 11 页。
　　⑤ 谭嗣同：《湘报后序上》，《谭嗣同全集》，第 137 页。
　　① 参见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杰士上书汇录》。
　　② 张之洞：《劝学篇·明纲第三》。
　　③ 《翼教丛编》，第 5 卷，第 7 页；第 3 卷，第 14 页。
　　④ 《翼教丛编》，第 5 卷，第 7 页；第 3 卷，第 14 页。
　　维新派与他们针锋相对。维新派指出：中国致弱的根源就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兴民权，设议院。关于设议院的好处，他们说：“上自君主，下自缙绅，皆得演说机要，互相辩论，国有大事，尤于此定其操纵之权，虽君主不得而相强，而君民之间，仍复浃洽?? 以故国家无决难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⑥他们把设议院看作改革的核心，如严复说：“设议院于京师，而今天下郡县各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⑦坚信在中国设议院是形势发展所必须的，任何人也阻挡不维新派主张变法，主张兴民权，是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就是中国的榜样，因此他们热情宣传西学，希望能用西学来改造中国。
　　在甲午战后，除个别极顽固分子外，已没有人完全拒绝西学了，洋务派甚至扩大了他们学习西学的范围，不仅主张在科学技术领域学习西方，而且主张在财政制度和教育制度等方面学习西方，但是他们坚决反对引进西方的政治学说。他们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是“体”，是不可动摇的，引入的西方文化只能作为传统文化的补充，而不能改变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维新派则不同，他们主要强调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梁启超把西学分为政学和艺学，他主张学习西学应该“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①。严复也指出西方国家“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②，至于自然科学技术“皆其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③。
　　甲午战后，由于维新派的努力，更由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已从战前以物质层面为主，转进到以政治制度层面为主，中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重要变化。
　　维新派在戊戌时期同顽固派、洋务派的思想论战对于变法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它推动了变法运动走向高潮。这次论战，是作为新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思想文化提出挑战。在论战中，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民权观念批判“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思想，并阐明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的道理。经过论战，资产阶级新思想广泛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在论战中也暴露了维新派的一些弱点和缺点。他们所宣传的进化论是庸俗进化论，只承认事物发展的渐进过程，不承认有突变，反映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对旧制度进行改良，而反对革命；他们所宣传的民权只是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参政权，并不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应享有的政治权力；他们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但有时又以“民智未开”为理由，主张暂缓实行，表现出很大
　　⑤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⑥ 赵而霖：《开议院论》，《戊戌变法》，第 3 册，第 159 页。
　　⑦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 1 册，第 32 页。
　　① 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
　　② 《原强》，《严复集》，第 1 册，第 11 页。
　　③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 1 册，第 2 页。
　　的妥协性；他们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但很不彻底，在很多方面和旧思想旧文化划不清界限。所有这些弱点和缺点都是由这个阶级的局限性和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决定的。